甲骨文：中國現存最早的大規模王室文字紀錄

甲骨文是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統，但它的形成顯然不是突然完成的。在中國新石器時代若干遺址中，已發現不同形式的刻畫符號，其中有些具有一定的重複性和相對固定的形式。這些符號是否已經具有文字性質，學術界尚有不同意見；但從現有材料看，中國文字在晚商達到成熟以前，應當已經經歷了相當長的發展過程。這一過程不僅同早期符號傳統的演變有關，也同社會組織日益複雜和政治權力逐步集中密切相關。

真正具有明確分界意義的，是晚商時期。

近年的碳十四測年研究將商王武丁的統治年代大致推定在公元前十三世紀中葉至十二世紀末。至今所發現的晚商甲骨數量已相當龐大，其中所保存的文字，構成了目前所知中國最早的大規模成熟文字材料。尤其是河南安陽殷墟出土的王室卜辭，使我們第一次能夠利用大量同時代文字，直接考察一個早期王朝的政治、宗教和王室活動。

值得注意的是，卜骨占卜本身並非晚商所新創。Rowan Flad 對中國新石器時代至商、周時期卜骨材料的比較研究表明，使用骨骼進行占卜的傳統早已存在。晚商時期真正發生的重要變化，不在於「開始使用骨頭占卜」，而在於這一活動逐漸形成較為固定的程序，具有明顯的專業化和規範化特徵，並與王室政治和國家權力發生了更加密切的聯繫。

因此，晚商甲骨所反映的，已不只是單純的占卜行為，而是一套同王權運作相結合的制度性活動。

王室活動開始被有系統地記錄

甲骨文的重要性，首先在於它使我們得以大規模閱讀早期王朝留下的同時代王室記錄。

從形式上看，不少卜辭具有明確的時間、人物和事件要素，有些材料還保存了事情發生以後補記的結果。若僅從記錄形式而言，其中確有某些地方近似於日記；但從其性質來看，它既不是私人日記，也不是後世意義上的史書，而主要是王廷占卜和王室活動過程中形成的工作記錄。

在這套制度中，可以辨認出不同的參與者。

商王居於整個王室政治和宗教活動的中心。在祭祀、戰爭、田獵以及王室成員健康、生育等重大事項中，商王常常直接參與，並在若干卜辭中對兆象作出判斷。所謂「貞人」，則是從事具體占卜活動的人員，其中不少人的姓名直接保存在甲骨材料中。此外，還應有專門負責書寫、契刻的人員，將占卜日期、人物、事項、判斷，有時連同後來發生的結果，一併保留下來。

由此可見，甲骨文字的使用，已經不是偶然性的個人書寫，而是進入了王室活動的日常運作。

甲骨資料所涉及的內容十分廣泛。從現有材料看，可以用來考察晚商的王權、疆域、祭祀、親族、軍事、聯盟、交換以及王室內部活動。其史料價值正在於：它不是後人追記的傳說，而是商王朝自身活動過程中形成的同時代材料。

因此，甲骨不能僅僅被看作若干孤立的「古文字標本」。它首先是一批在具體政治、宗教和社會活動中產生的記錄。

甲骨是不是最早的「史記」

從嚴格意義上說，甲骨卜辭不能稱為《史記》意義上的歷史編纂。

它既不是統治者為後世有意撰寫的王朝史，也沒有形成後世史書那種完整的敘事體例。但是，甲骨卜辭確實將大量王室活動，在事件發生的同一時代轉化成了文字記錄。

一條保存較為完整的卜辭，通常可能包括若干層次：占卜的日期、占卜者、所占之事、商王對兆象的判斷，以及部分事件事後補記的結果。正因為如此，某些甲骨材料已經能夠呈現一件事情的前後關係。

婦好生育卜辭即是一個較為著名的例子。

《甲骨文合集》14002 中保存了一條與婦好分娩有關的記錄。甲申日進行占卜，由貞人就婦好分娩之事進行貞問，商王察看兆象後作出判斷。三十一日以後，又在原有記錄上補記婦好於甲寅日生產及其結果。

如果不討論占卜判斷本身是否準確，單從記錄形式來看，這條材料已具有相當清楚的時間次序：

事件尚未發生，先進行占卜；
商王根據兆象作出判斷；
若干日後事件發生；
最後又將實際結果補記於原有材料之上。

這種材料的重要性，在於它已不只是孤立地記錄一個名稱或一件事情，而是把事件的預期、判斷和後來結果置於同一個記錄過程之中。

婦好又是武丁時期甲骨文中出現較多的重要王室人物。與她有關的甲骨材料，還可以同殷墟婦好墓的考古發現相互參證。文字材料與考古材料在這裡發生了直接聯繫，這也是晚商歷史研究的一個重要特點。

商王究竟記錄了哪些事情

有一種較為簡單的印象，認為商代甲骨主要是關於占星、農耕或祭祀的材料。從已發現的卜辭看，這一理解並不完整。

商王室所關心的事項相當廣泛，其中包括祖先祭祀、戰爭、征伐、農業、收成、降雨、疾病、田獵、王室成員的安危以及婦女的生育等。換言之，甲骨材料所保存的，實際上是晚商王廷所面對的一個相當廣闊的現實世界。

其中祭祀和祖先崇拜所占比重很大，這同商代政治、宗教結構密切相關。但甲骨卜辭並不僅限於宗教活動。軍事行動是否有利、農作是否有收成、是否降雨、某位王室成員是否患病以及何時舉行某種活動，都可能成為占卜和記錄的內容。

今天在通俗敘述中，這些材料常被轉述為：

「會不會下雨？」
「今年收成如何？」
「這次出兵能否獲勝？」
「應當祭祀哪一位祖先？」

這種表述便於理解，但從古文字和語法研究的角度看，仍需稍加區別。甲骨卜辭中所謂「命辭」，並不全是現代漢語意義上的疑問句，相當一部分實際上更接近對某一可能事件的陳述。因此，把它們全部翻譯成現代問句，只能看作對卜辭內容的概括，不能認為就是原文的逐字語氣。

然而，無論其語法形式如何，這些材料說明了一個基本事實：王廷所面對的重要事項，已經開始被有系統地轉化為文字。

日期、人物、祭祀、戰爭、疾病、生育以及王的判斷，有時連後來發生的結果，都可以進入記錄。

這是甲骨文在中國文明史上的一個重要意義。

文字進入王權運作

文字的成熟，並不只表現在字形增多或書寫能力提高。

更重要的是，文字開始被一個政治組織持續地使用。

晚商甲骨材料表明，占卜雖是一種早已有之的宗教技術，但當占卜逐漸專業化、程式化，並同日期、人物、王室活動以及商王的判斷共同保存下來以後，文字便開始成為王權運作的一個組成部分。

從這個意義上說，晚商的一個重要變化，是國家開始具有把自身活動轉化為可保存文字記錄的能力。

Flad 所討論的問題，正涉及這一過程：隨着卜骨占卜技術日益複雜，其實踐逐漸同更大的社會組織、官僚分工和政治權力結合起來。甲骨文字的使用，也正是在這種制度環境中獲得了新的功能。

當然，不能因此簡單地說，晚商甲骨制度直接發展成了後世中國的官方史學制度。

從商代到帝國時代，其間經歷了極長的歷史過程。記錄的目的、機構、人員和政治文化都發生過重大變化，因此目前並沒有充分證據證明，後世史官制度是由甲骨卜辭制度直接沿襲而來。

但是，如果從中國歷史上「國家活動如何被同時代文字保存」這一問題來觀察，晚商甲骨仍然具有不可忽視的地位。

至少從現有材料來看，到了晚商時期，王室重大活動已經能夠以相當穩定的形式大量留下文字記錄。

從王室記錄到後世官方史學

後來中國歷代王朝逐漸形成了更加完備的官方記錄和史書編纂制度。

到帝國時代，記錄皇帝言行、朝廷政務和制度變化，已成為專門的官方職能。起居記錄、日曆、實錄以及國史等材料，在不同時期形成了各自的制度和編纂程序。

這些制度同商代甲骨在目的和組織形式上都有很大不同，不能簡單視為同一制度的延續。

但是，把兩者置於中國文明的長時段中考察，仍可看到一個值得注意的現象：國家以文字保存自身活動的能力，隨着政治組織和書寫制度的發展而不斷增強。

三千多年前，商王的占卜、祭祀、戰爭和王室事件被刻寫在龜甲、獸骨之上；到後來的帝國時代，皇帝身邊已有專職人員記錄其言行和政務，一朝政治活動又可以整理為更加系統的官方檔案和歷史記錄。

兩者之間不能建立簡單的直接傳承關係，但在更大的歷史尺度上，卻共同反映了一個重要過程，即政治權力愈來愈依賴文字保存、整理和傳遞自身的活動。

甲骨的重新發現

十九世紀末，河南安陽一帶出土的刻字骨片曾以「龍骨」名義進入藥材市場。1899年前後，王懿榮等人注意到骨片上的刻痕具有古文字性質，此後這批材料逐漸進入近代學術研究。

早期的甲骨研究仍帶有較濃厚的金石學和古董收藏色彩。隨着殷墟科學考古工作的展開，甲骨逐漸從散落的古文字材料重新回到具體的考古層位和歷史環境中。

今天，考古學、古文字學、歷史學以及碳十四測年等不同方法，使這些破碎的龜甲和獸骨能夠被重新置於武丁、婦好以及晚商王廷的實際歷史時間中。

甲骨文的發現，因而不只是增加了一批古代文字材料。

它改變了中國早期歷史研究的基本條件。

在甲骨材料出現以前，商代歷史很大程度上只能依靠後世文獻和考古遺存進行重建。甲骨文則第一次使研究者能夠直接閱讀晚商王室留下的大量同時代記錄。

從這個意義上說，甲骨文的重要性不僅在於它保存了中國目前所知最早的大規模成熟文字，也在於文字在這一時期已經同王權、宗教、政治活動以及制度化記錄結合起來。

它使我們看到，在中國文明形成的早期階段，一個國家已經開始把自己所面對的世界——祖先、戰爭、農業、疾病、生育、自然現象以及王室自身的活動——持續地轉化為可以保存的文字。

這或許是甲骨文在中國文明史上最值得注意的意義之一。